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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明: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2018-09-14 23:41来源:吕梁日报

  

 

  李小明,吕梁日报社经济专刊部主任,高级编辑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对清华学子说过:“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我以此作为自己新闻工作自叙的标题及开头,是要说两点意思:一是我做得很不够,需要来生好好做;二是我深爱新闻工作,来生还要做。

  为他人作嫁衣裳

  1990年,我从吕梁高专中文系毕业后,怀着对舞文弄墨的无限憧憬,在时任社领导的关爱下,于1991到吕梁报社当临时工。1993年变成正式工。

  从进报社到现在,我一直干专职编辑工作,先后在经济科、文化科、副刊部、星期刊部、政教专刊部、经济专刊部工作,从编辑、责编一直干到副主任、主任。

  之前我没看过新闻专业的书、新闻也不多看。到报社后,也难能看到有关书籍。实践只止于在吕梁电视中学办过校文学刊物《新星》、在吕梁高专主编过班级文学刊物《劲草》。所以怎样当编辑,自己几乎两眼一抹黑。

  我看老编辑怎么干、模仿其他报纸,后来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给了我一本书,我才从理论上对报纸编排有了一点了解,但其中的一些知识还是看不懂。2012年开始的五年内,因为给吕梁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代课,我才看了新闻专业的40多本教材,对新闻专业知识包括编辑知识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现在,从理论到实践,我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编辑了。但是,当初,我确实是懵懂无知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经济科时,编了个小稿让同科的编辑看,她给我指出了很多的问题。在文化科、副刊部时,科长(主任)都给了我很大的空间,任我折腾。我一个人编辑文艺版和中缝,等于是办“特区”。我不认识马峰却敢给他写信为文学版题写了刊名“吕梁山”。我策划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时任地委书记姚新章为征文题写名称并到报社参加了颁奖座谈会。我从大样上撤下了一篇自己编辑的问题稿件,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报社。在星期刊部,主任管理严格,我采编的作品开始大量获得省级以上新闻奖。到政教专刊部时,我已经是主任,领导一个部室的工作。在政教专刊部的一个阶段,被副主任称为他各方面收获最大的时期,至今他都在夸政教专刊部是吕梁日报社最和谐的部室之一,而且,“之一”是我让他加上的。2017年春节后,市委市政府开展脱贫攻坚“春季行动”,我所负责的经济专刊部痛下决心进行改革,加大策划力度、开门组织稿件、精心编稿划版,版面呈现出了崭新面貌,得到市委书记李正印的肯定。截至目前,我编辑的稿件、栏目、版面等一共获得省级以上奖项15个。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编辑业务论文4篇。

  不管在那个岗位,我都对编辑工作充满了爱。最初在经济科当临时编辑时,自己编的一个短稿子见报都兴奋不已。父亲说没我的名字,言外之意是没有写稿好,但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在政教专刊部时,下午加班是常事,很少有准时回家的时候,版面看了一次又一次,回家了想到某处好像不对还要打电话让上夜班的同志帮助看看。为了给编辑做示范,我还亲自编稿、划版,有时坐的时间太长,屁股疼腰部困。政教专刊部副主任说自己编辑的版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的话也形象地说出了我的想法。2017年,我爱人郑重其事地给我发微信,说我太重视工作,对孩子很少过问,家务也不做。我深思之余,对没能兼顾深感后悔。

  五代诗人秦韬玉有诗云:“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人们常用此形容编辑工作,我深以为然。

  编辑是为作者做嫁衣裳的。前几年,已经调离报社的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业务部主任任良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2004年,他的一篇消息由于我的指点并在我负责的政教专刊发表后,获得了山西新闻奖二等奖。好多通讯员也在他们的文章中感谢我对他们的关爱。这些,大部分情况下,我是没有任何证书可以证明的。

  

 

  1995年9月2日,作者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有奖征文颁奖座谈会

  编辑也是为被宣传者做嫁衣裳的。我在担任政教专刊部主任时,全力办好与市纪委联办的“廉政经纬”专栏,被省纪委、省记协授予省第七届反腐倡廉优秀栏目奖。我所在部因此被时任市纪委宣教室主任张海文戏称为“吕梁市纪委宣教室吕梁日报社政教专刊部”。

  编辑也是为读者做嫁衣裳的。我负责的政教专刊刊登方山县贫困学生张娟的求助信后,时任岚县质监局局长周夏平筹资捐助了15300元,使她得以顺利就读大学。兴县三中高三理10班刘俊龙到社会后想寻找对他有教育之恩的老师,政教专刊刊登来信后,还配发评论,追踪报道,终于圆了他的梦。

  做嫁衣裳虽然辛苦、大多数时候默无声息,但听到别人对自己编辑的稿件、版面肯定时,特别是与“嫁人者”成为朋友后,我心里是十分满足的。方山县新闻办杨应平原来是名教师,爱好新闻,有一次写批评报道遭到报复后,我站出来给他撑腰。后来他到了新闻办做专职新闻工作者,稿子写得很有道行。我们因此成为朋友。再后来他原配患癌(现已病故),我捐了2000元。他更把我当成知己。我想,嫁衣裳能做到这个分上,应该是一种更好的享受。

  辣手著文章

  虽然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是我没有做过一天专职记者;虽然我是媒体的,但2005年我做政教专刊部主任后才开始大量接触新闻工作。因此,从内心讲,至今,我对做记者还是渴望的。

  庆幸的是,报社采编很多时侯不分家,编辑也有记者证,所以编辑也可以当记者,尤其是记者不够用时,编辑也被当记者来使用。所以,我还是有机会过把记者瘾的。

  我记得自己在高中时就感觉会写作。那时写了一篇记叙文,语文老师李森在课堂上把它当范文宣读了一次,班长李晋昆课后夸我说,写得就像小说一样。但是读完吕梁高专中文系、进了报社后,我感到新闻神秘莫测,不知道该如何动手。其他文体也无运用自如之感。更要命的是,我不太懂得主动进步,满足于完成任务。

  在我的采写生涯中,有一些教训我觉得值得自己吸取一生。我第一次随一位副科长到平川采访时,由于听不懂被采访人的话,加上心情不佳,回来后竟回绝了这位副科长的安排,一篇文章也没写,使他对我很有看法。一次,我采写一位省委常委的政务活动,由于想摆脱程式化的写作方式,没想到写成流水账,被报社一位副总编要求重新写作。一次,我写的一篇教育乱收费的调查性报道,因故延缓好长时间才发表,有点时过境迁,引起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等的强烈不满……

  可以说,与做编辑的经历差不多,经过时间的洗礼,我逐渐适应了新闻写作、熟悉了其他文体写作,并对新闻采写工作有了一个总体把握,我可以俯瞰、旁观自己的作品,让它更好。

  明朝忠臣杨继盛写过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无数新闻工作者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亦有幸能予实践。

  由于编辑“舆论监督”栏目和“政风行风监督”栏目的机会,我做了一些批评报道。我不仅刊登此类文章,还亲自采访、亲自加评论,为弱者声张正义。马永平等是复转军人,当时安置到地区电业局,但受到不公正对待。我在接到求助后,借上摩托车,冒着严寒,到电业局采访,稿件刊发后,又多方采访社会反响,配发评论,连珠炮般的报道,终于使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一次,我采写了某单位的负面新闻,被拒绝发表,但我出于社会责任还是想尽办法另辟蹊径,终于全文见报。

  在为民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我还利用杂文、小小说等文艺形式针砭时弊,很多文章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但是,我更热心采写的还是正面报道。我始终以自己的一支笔,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一次,我自己找车去采访“当代吕梁英雄”李月生,意外听到前一天他在他所赡养的孤寡老人家去世,我马上向还不知情的方山县委主要领导做了汇报,并请示报社领导,展开采访,还为老人上了50元的礼。通讯《他倒在了他赡养的孤寡老人家》写出来后,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朱锦平非常重视,亲自把关,报道见报后,反响良好,多家媒体向我联系用稿,该稿被评为了山西新闻奖二等奖。这些年,我还特别注意新闻评论的旗帜作用,写了大量新闻评论。2016年,在“经济专刊·大吕洪钟”刊发的《重提“吕梁精神”好》,2017年,在要闻版“今日论点”刊发的《扶贫也要推动移风易俗》,受到市委书记李正印的表扬。《重提“吕梁精神”好》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城市党报新闻奖二等奖。

  

 

  2017年1月,作者在临县南庄村采访

  秉持这样的理念,我在编辑工作之外坚决完成单位布置的采写任务,逐渐把采写作为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自己职业的应有内容,作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我在政教专刊部和经济专刊部分别开展了“实践‘三贴近’编辑下基层”和“践行‘走转改’编辑在行动”活动,在自己担任书记的第二党支部开展了“‘两学一做’我们‘走转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走转改’”活动,在扶贫等农村工作中采写“扶贫手记”等稿件。我还带头采写。2016年,我随吕梁煤监分局到中阳暖泉煤矿下井检查安全,写出《煤矿下井记》后,时任总编辑在评报时进行了解读,认为在我的文风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也被多家网站转发。

  我在文章质量上精益求精,学习理论、精读范文、力求新奇、反复修改,可谓殚精竭虑。截至目前,我的消息、通讯、评论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刊发67篇。《山西日报》评论版2017年开始约我撰稿,我在该报刊发的一些评论被光明网、中国青年网、凤凰评论、东方头条等转载。多年来,我采写的杂文、散文、消息、通讯、新闻评论有25篇被评为省级以上新闻奖,有7篇被评为市级新闻奖。我撰写的采写方面论文《突破常规会议报道的技巧》等6篇在国家级新闻理论期刊《中国记者》和一些省级期刊发表。

  我热爱自己的文章。文章不在自己版面上刊发时,总想着啥时能见报。刊发出来了也总是第一时间看看,就像把玩一件珍宝。如果出现了差错,心里会无限纠结。我还把自己的文章都做了剪报贴在废弃的杂志中,准备退休的时候,带着它们回家。

  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在吕梁高专读书时是师范类学生,毕业后需要分配到离石坪头一类的穷山僻壤,我是一万分的不愿意。但是,当2012年吕梁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吕勇兵、也是我吕梁高专高一届的学长请我应急做该系新闻专业的评论教师时,我内心非常激动,在担心不能胜任的心情下欣然应诺。

  我当时的想法,一是体验一下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感觉,二是自己肚里有点东西,年龄也大了,给学生讲讲课,可以让自己发挥点作用,为社会做点贡献。后来,中宣部和高校有个部校共建新闻专业项目,我作为山西省高校联合委员会和山西省委宣传部人才互援项目人选库人才,被派去“支教”,做新闻“教授”就变成了我的分内之事。

  去讲课,我对面临的问题还是有充分准备的:我上学时没学过新闻专业,理论欠缺;新闻实践的层次也很低;我只在实习时上过几天课,教学经验几乎为零;自己的口才也笨拙;何况我在报社每天还有工作要做,备课时间明显不足。

  

 

  2016年8月,作者在文水县实地采访当地村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匆匆做了准备,第二天就站在了讲台上。谁知这一站,我就不能离开讲台,一直站了五年。

  我第一次面对学生时,明确说明了自己的情况,特别强调自己是临时的,当我说完这句话后,坐在讲桌前第一排的一位女学生失声喊出来,唉,又是临时的!她的脸上露出了无限的失望,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看到很多人相似的表情,我马上表态,只要大家听得下我讲的,我就一直代下去。

  一旦站在讲台上,我就感到自己是一名担负神圣职责的人民教师,我的心就放在了教书上,放在了学生身上。从此,我除了完成单位工作以外,主要事情就是代课。

  理论不行,我就自己买书、向学校借书。我去太原买,到北京买。每次去了这些地方,行程再紧也要安排时间去逛书店,了解最新新闻图书状况,搜罗更好的教学用书。我不仅买新闻的,还买相关学科的。

  过去我对新闻关注不细。教书后,我固定看几个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固定看几份报纸,固定看几种新闻理论杂志、固定看几种相关杂志。

  我除了必须做的工作、家事、备课上课等外,我的其他时间几乎全被读书占据,在单位、在家、在等孩子放学的校门外,我手里捧的都是书,星期六日,我除了生活起居,可以躺在被窝里看两天书。看书时,我不仅勾画,还做笔记,目前笔记有20多本。爱人埋怨我:你和书去过日子吧。但是,我确实爱上了书,我越学越明事知理,越学越觉得自己水平差,越学越觉得有趣,越学越觉得充实。

  备课是一件费脑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我要看课本、看新闻、看参考书刊,要准备讲课内容、考虑讲课艺术,要下载文章、图片、音频、视频,制作幻灯片。只要课没上,备课就不止,早起备、晚睡备、中午不休息备,备到忘了撒尿、备到腰酸眼困。为了备课,我每天都在关注相关内容,有空就想有关细节,有两次,吃饭都在想,牙齿咬住了筷子,疼痛不说,还留下了豁口。我代了几年课,代了几次课,年年都重备,次次都新备,到我2017年初辞职还没一个满意的讲义。

  完成教学任务之余,我还要给爱好写作的学生看习作,有意创造条件让部分学生实地采访锻炼,介绍他们到新闻单位实习,给他们发表作品,给他们提供获得报社有奖征文奖励的机会,毕业后还给一些人介绍工作。我挣得补助很多花在了为学生参军饯行、毕业聚餐、实践、实习等的开销上。

  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儿子的教育上,我也没下这么大工夫!

  虽然如此,我认为自己讲课还是不行,不能吸引学生的眼球。特别是有时教室里只有十来个学生,有时学生在课堂上白我一眼,我都忐忑不安、觉得对不起学生。

  

 

  2014年11月带领2012级新闻学专业学生在临县采访后留影

  不过,总有一些课大多数学生会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给一阵掌声,有的学生还会明确说老师你讲得不错,有的学生还会在社交圈捧我几句,使我在心情低落时可以情绪高昂一次。特别是给2012级上最后一课时,有几个班的学生分外齐整,很多人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还低头做着笔记。在我发表结课演讲时,掌声响起了好几次,至今我觉得犹在耳畔。有一个学生听到先上课班级的校友议论后,本已到了火车站准备回家,又折回学校坐在我的课堂。

  更让我欣慰的是,很多届的不少学生和我处下了深厚的感情。有学生考研成功了会感谢我给他们发表的作品起了作用、会给我报告喜讯,有学生毕业时要请我吃饭、会在火车站给我发道别信息,有学生毕业了会给我发短信表示感谢、要给我邮寄他们家乡的特产,有学生遇到学习工作生活难题会请教我,如此等等,让我不胜受用,多次在社交圈晒,有一次喜不自胜,在社交圈发出了“为师如此,夫复何求!”的感叹。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深情赋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在2012级最后一课曾引用他,表达我的为师之心。

  实际上,何止是做新闻专业的老师,做编辑、做记者,乃至我曾做过的校对、通信员,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不代课了,但我还是关注自己带过的课程,因为我心中有个梦,有朝一日,我还要做教师,代好课。2015年12月11日,我的职称已经是高级编辑了,达到天花板,2016年,我也正儿八经为自己申报成功第一个市级业务荣誉——第三届吕梁市优秀人才,我年已47岁,身体开始有了各种小恙,上有老下有小,完全应该闲散一点了,但是,我还在采写,不为其他,就因为我爱这份职业,爱这份职业的担当。我曾经在2016年度单位年终述职时把自己的下一步目标定为院士,话是玩笑话,但梦是要有的。

  范敬宜说:“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我说:“来生做记者,余生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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